蓮花阿嬤出生在台北汐止,出生四個多月被送往陳姓人家中做養女。七歲那年進入公學校,每天用布巾包著書本,打著赤腳,走很長一段路上學,但因為家貧,才念二年就輟學在家幫忙做事。
「1944年,我十九歲,在南港一家草繩工廠裡做女工,收入雖低,總還是可以貼補家用。有一天,一位日本人到工廠找老闆,說要招募女子到菲律賓做看護助手。隔天,他就帶著一張文件到我家找我的養父,因為我未滿二十歲,出國需要戶長的同意書,但養父不同意我出國。日本人不死心,連續跑了三趟,一定要養父同意我出國,養父推辭說,這女兒沒學過護理,根本不知道怎麼當護士。日本人說,工作很簡單,只是協助綁綁繃帶。日本人還反覆強調,很多護士都不怕死地前往戰地,我們也應該為國家、為軍人做些事。養父不得已,幾乎是在半強迫的情況下,蓋了印章。」
「我在基隆上船,和我同行的一共二十多人。到了菲律賓,碼頭邊負責點名的口譯是台灣人,日本人都叫他Hidaka,他用閩南語問我,「怎麼也來這裡啊?」我回答他,「我是來做看護婦。」男子告訴我,「不是看護婦,是『慰安婦』!」,這個時候,我還不懂「慰安婦」是什麼。到了軍營,帶我們來的日本人夫婦告訴我們,我們的工作是接待日本兵,我們一聽都放聲大哭,然而,茫茫大海,逃都逃不掉,只得屈服順從。在這裡的工作時段是從早上九點至中午十二點,用餐後,再繼續到晚上十點,對象都是日本兵,附近還有另一處由日本婦女和朝鮮婦女從業的慰安所,則是以日本軍官為主。」
1945年,正是戰事最激烈的時刻,美軍跳島戰術展開強烈反擊,菲律賓成為美軍攻擊火力最旺盛的地區,日本遂要求宿霧的所有部隊帶著「慰安婦」一起撤退,往山中逃難。女孩們的倉皇可想而知。
「在慰安所住在我隔壁的Mitue剪下一束頭髮和指甲,裝在鐵盒裡,她說,萬一不幸喪命,不相信日本兵肯好好的安葬她,她不要在海外淪落為孤魂野鬼,希望認識的人把這個鐵盒帶回台灣,讓她的魂魄得以返回故鄉。Mitue在逃難過程中遇難過世,當日本兵捧著鐵盒問誰認識她時,我默默地接下盒子帶在身邊。」
漫長的逃亡途中,不少兵卒和「慰安婦」死去,倖存者就學習相互憐惜與照顧。悲慘的日子一直到日軍出面宣佈投降時才結束,出發前二十多名「慰安婦」,經過這樣的折騰,最後只剩下蓮花和另一名女子二人生還。
「投降後,我和其他人一起待在美軍集中營裡,等船期返台。很意外地,竟然在集中營裡和Hidaka重逢,兩人見面不約而同地問對方,「你還活著,沒死啊!」那時的感覺真有如夢幻一般。1945年底,我們一起搭船回台灣,我回到社后老家,告訴家人我在海外的遭遇,和家人相擁痛哭。 回台後兩年,我和大我十三歲的Hidaka結婚,搬到淡水租屋居住。因為不知道Mitue家住哪裡,我就把裝著她頭髮和指甲的鐵盒擺進廟裡,祈禱她的靈魂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