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紀實】脈絡與變局：中國的性別意識與女權運動 講座

講座摘要

2/24細雨綿綿的週六午後，阿嬤家二樓女力空間聚集了近70位朋友，都是特地前來參加阿嬤家主辦，趙思樂老師與伍維婷老師對談的女力學堂。本場講座由《她們的征途：迂迴、直擊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作者趙思樂老師主講1949年起中國女性社會地位的變遷以及中國NGO婦團狀況。另輔以長期關注中國女權，以中國草根性別團體為研究對象的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伍維婷老師的補充與經驗分享。

二小時講座，不僅讓參加的朋友對當代中國女權運動發展有了基本的脈絡認識，也和西方女性主義發展的對照梳理，且台灣婦運前輩尤美女立委也出席相挺，呼籲大家一起關注國際人權議題，鼓勵大家運用國際串流媒體(臉書、推特等)分享倡議。在當代台灣的我們，享有許多權利，談政治、談理想、談平等、爭取正義而不用擔心政治迫害；但在許多地方這些權利是奢侈品。台灣的自由是經過前人的運動爭取，也曾獲得許多國際的支持。老師們不約而同提醒，現在我們的舉手之勞轉貼分享，都可能轉化為他們未來的自由契機。

講座整理

首先，1949年至1978年的國家主義女性主義時期，因中國遵行社會主義與當時政治時空背景脈絡，婦女被賦予的任務是成為勞動力的一環，期待婦女勞動力的提供甚至凌駕於中國傳統對於女性在家庭的角色。

毛時代的熱門語「婦女能頂半邊天」，可被視為婦女一詞在這段時期所乘載的價值。其中，可以發現因勞動力優先的概念下，性別觀念在此暫被抽離，這與西方資本主義脈絡中，女性主義所爭取的工作權利(納入社會勞動力)脈絡有所不同。

或者說，因社會主義中勞動力壓倒性地優先考量，中國婦女在工作場域並未像西方婦女直接被排擠邊緣化，婦女在一開始就已被納入了社會勞動力的一環。但是，趙思樂也提醒，中國婦女雖有工作權(會被要求工作提供生產力)，但對於婦女個體主權與社會地位並未有根本的改造，社會中仍維持著傳統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定位與想像。運動脈絡上，工作權像是義務更勝於對於婦女保障的權利，也未有像西方爭取女性投票權與平等權的歷程。

第二階段是1978年至2008年左右，是資本主義女性主義的回流時期，趙思樂藉當時以溫婉形象風靡中國的歌手鄧麗君為象微來說明。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到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首批法律認可的NGO婦團出現，境外資金流入，加上教育的普及，都滋養著這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要注意的是，在此階段雖可組織NGO或討論Feminism，但大部份的知識份子仍只談「女性主義」(這裡的女性主義的女性，是以鄧麗君溫婉形象為象徵，與台灣不同)，而迴避「女權主義」一詞。中國知識份子余杰曾說：「我認同女性主義，不認同女權主義。上帝造男造女本有不同的體質、精神與分工，男人不能女性化，女人也不必男性化。」

另一方面，當時女性知識份子的態度，為了保護得來不易的NGO組織權，或者避免因此驚動挑戰中國獨特政治體質，往往也以「女性主義」取代「女權主義」一詞。整體而論，中國政府在此階段，為了加入世界體系中，對於婦女採取開放的態度作為中國自由和平的一面，藉以扭轉集權與的形象。先不論政府目的，這段期間確實有較多NGO組織的空間釋放出，也讓中國女性主義與女權運動得以成長，但並未有強烈對於女性權力的衝撞與討論。

然而，自2009年左右起，中國知識份子對女權主義在此階段，由迴避轉向面對爭取；中國政府則開始關注民間組織，官方意識形態趨向保守化。由於一胎化的影響，中國年輕一代的男女獲得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畢業進入工作場域後，又見到許多男女不平等的狀況(例如法定退休年齡不同)。這造成年輕一代的女性在踏入社會後，可能無法適應，也讓她們開始關注組織倡議，關注女權與自身權益。

然而在2015年五姊妹事件後，這階段中國談女權團體受到打壓與被噤聲。官方的性別平等認知與民間的性別需求，有著極大的差距，官方認可的性別意識的最頂端就是「男女平等」，但女權卻被解釋為要樹立良好家風、要教育孩子成為對國家、人民有用的人。可以教育孩子成為有用的人，但女性自己卻守著家庭，不能成為有用的人嗎? 倒退的風氣、保守的認知又把女性價值放回家庭，打壓民間的女性維權工作。

甚至官方的全國婦聯組織更公開指出「西方敵對勢力積極兜售西方的《女權主義》、《女權至上》，有的打著維權、慈善的旗號，直接插手我國婦女事務，企圖在婦女領域尋找和打開缺口。置身於這樣嚴肅的政治鬥爭，婦聯組織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何把維權服務的過程變成為黨爭取婦女人心的過程。」

女權在中國的現況，是沒有一個女權團體能夠真正去整合梳理民間需求，科技進步與網路開放，官方能夠透過大數據、雲端、人臉辨識等技術，掌握監控的速度及範圍大大擴張，使得維權運動也越顯困難。而這樣長期官方與民間的矛盾，以及維權運動被打壓、被限制的情形，將會在哪裡、在什麼時間點引爆，都是全世界正在關注的一個不定時炸彈。

部份人權工作者，甚至一邊工作就已有會被抓入監獄的身心準備，即使在未正式逮捕前，也可能被政府合法的強制限定居住場所，完全斷絕外界聯繫長達六個月。

趙思樂舉例在2017年9月被補的甄江華為例，因為救援其他人權工作者，且經營維權網站「翻牆網」、「權利運動」等，被控煽動顛覆國家罪而至今音訊全無。幸虧在現代，還能利用社群網路為被補的人權工作者發聲，讓這群草根抗爭的人們不被遺忘，他們成立「南方傻瓜關注群」粉絲專頁，呼籲廣大的民眾持續透過影像來聲援、關注案件走向，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國際的關注壓力也許有助於這些青年運動者能早日被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