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女性國際戰犯法庭
2000年於日本東京召開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至今已超過20年
不讓殘忍的罪行與悲劇再度上演，是當前所有人權運動者的共同目標，秉持這樣的信念，世界各國的人權團體共同努力，於2000年12月在日本東京舉行「女性國際戰犯法庭」，這次審判將二戰時期日本強徵「慰安婦」、迫害女性人權等史實完整還原在眾人面前，也希望彌補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缺憾，釐清個人刑事責任。
2000年的「東京大審」由日本、菲律賓、南韓、台灣、中國、北韓、印尼、馬來西亞、東帝汶、緬甸以及荷蘭等眾多國家的團體及代表自1998年開始共同籌備，期間在國內外共歷經7次籌備會議。台灣方面以時任台大黃昭元授授、警大姜皇池教授、中原大學雷文玫教授、國防大學盧佳香教授、廖英智律師與莊國明律師組成為數六人的檢察官團，中央研究院朱德蘭教授擔任顧問，共同起草起訴書內容並偕同台灣12名「慰安婦」阿嬤赴日參與審判。
審判與宣判
縱使2000年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的結果宣判日本天皇及多名共犯有罪，但日本政府方面始終宣稱法律不溯及既往，不願意承擔此判決結果。日本歷史上較著名的三大談話（宮澤談話、河野談話、村山談話），普遍被認為避重就輕，特別對台灣「慰安婦」沒有明確表示，更用民間基金會賠償方式規避政府責任，日本政府也沒有就「慰安婦」問題承認戰爭罪罪行與違反國際法，且刑事責任追究的對象是個人，所以國際法沒辦法追究整個國家的刑事責任，雖然可以要求國家道歉或賠償，但無法宣判國家有罪。
台灣方面致力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賠償的部分，以現階段來說確實有其難度，黃昭元大法官在阿嬤家11/7舉辦的【支持「阿嬤」－從民間法庭看戰爭性暴力的審判】講座上表示：日本在1995年以「民間」基金會的方式賠償被害人，但「慰安婦」議題已經是政治性問題，雖然要日本以官方角度再度賠償，以自民黨執政情況較悲觀，但不是不可能做到！倘若要日本「官方」公開道歉、賠償的話須將規格提升至「國家」對「國家」的層級（南韓與日本在2015年達成《慰安婦協議》）來處理此問題，但以台灣的政治處境與國際關係來看，較不可能與日本達成官方協議或條件，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放棄，尤其政府更應該加強力道施壓。
黃昭元大法官也說：除了「慰安婦」責任的部份，日本在戰爭責任的部分也極力撇清，《中日合約》中僅提到戰爭時期財產、賠償等事項，但沒有提到責任歸屬，或許大部分的戰爭問題可以解決，但「慰安婦」的問題還有解釋空間，且轉型正義一定要溯及既往，讓民間人士可以放膽追究。
婦援會自2004開始，召集各方有志之士，和關心此議題的民眾，與「慰安婦」阿嬤們第一次在日本交流協會前面抗議，從此之後幾乎每年都會舉辦抗議活動，除了高呼口號要求日本道歉，也以行動劇的方式諷刺日本的強硬態度以及對人權的漠視。除了抗議活動，婦援會也舉辦過晚會，以詩歌朗誦、音樂、戲劇、舞蹈演出等方式，追思與悼念二戰中的「慰安婦」受害者。然而並不是過去每年都是814抗議活動，是在2012訂定「全球『慰安婦』紀念日」後，所有受害國都在這一天串連起來，於世界各地的日本大使館前舉行抗議活動，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
雖然困難重重，但我們不該放棄任何機會，不論是持續與各國民間團體協力，或是設法將層級提升至國家，齊心協力一同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正視台灣「慰安婦」問題，並爭取道歉及賠償，希望有朝一日還給台灣的「慰安婦」公平與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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